作為捕捉遠處奔跑或飛翔動物的智慧結晶，弓箭於世界各地誕生，並在舊石器時代末期被中近東亞洲地區的民族所使用。

在日本境內，於據信為石器時代末期製作的銅鐸上所繪的狩獵圖案中，亦發現底部帶有「握柄」的長弓。此器物推測使用於彌生式土器時期，為塗黑的整木弓身，並以樺木條環繞纏繞而成。

中國《魏志倭人傳》（三世紀前半）亦記載日本人使用長弓的事實。從《古事記》等文獻的思潮與文化視角觀之，弓箭作為彰顯威儀的行裝具有重要地位，此現象可視為後世宮廷與武家儀式中弓箭儀典備受重視的根源。

日本與中國交流始於四至五世紀應神天皇時期，其文化影響深遠。相關文獻記載眾多，其中《周禮》《後漢書》——尤以儒家經典《禮記》之「射義」思想——對日本弓術影響深遠，此思想至今仍載於現行弓道讀本之開篇。日本自古承襲的弓箭威德思想，結合中國「以射為君子之爭」的射禮理念，催生出作為朝廷儀式的射禮。武家時代更衍生出透過弓箭實踐禮儀的思想，最終與日本獨有的武家思想相融合。平安時代中期（10世紀）的伏竹弓、平安末期（12世紀）的三枚打等技術，皆引進中國合成弓製作工藝，由此誕生竹木複合弓。

源賴朝於12世紀建立鎌倉幕府後，武士道精神確立為「透過弓術與馬術修練臻至精神境界」。作為武士修養，身心鍛鍊與戰鬥技術訓練的犬追物（騎馬驅犬射箭競技）、笠懸（騎馬遠射定點標靶競技）等活動盛行，此事亦載於鎌倉時代史書《吾妻鏡》。該時期的「卷狩」活動亦盛行，使平安時代以文雅射箭為主的弓術，逐漸轉型為實戰弓術。源賴朝於鎌倉鶴岡八幡宮放生會（八月十五日）獻祭的流鏑馬儀式，其歷史至今仍被傳承。此外，犬追物與草鹿射術（將草束製成鹿形作為靶標的訓練）皆設有嚴格規則，如今已演變為現代運動項目。

自吉野朝動亂至室町時代的14世紀，弓術領域迎來重大技術革新。

後醍醐天皇時期，由小笠原貞宗與常興集大成武家社會傳承之弓法。確立弓馬術禮法基準的小笠原氏，其後更持續擔任德川時代將軍家弓馬術禮法之師範。此外，室町時代武將今川了俊於射術專著《了俊大草紙》中詳盡記載當時射法。日置流創始人日置彈正正次亦屬此時代人物，其技法作為實戰射術廣為流傳。正次的射法後由吉田重賢承襲，進而分化出出雲派、雪荷派。道雪自雪荷門下分支獨立，出雲派則衍生印西派、大藏派等支流，在眾多弓術奇才的推動下，弓術技藝急速精進。

其後，竹林坊如成創立竹林派，此流派於尾張、紀州地區扎根發展。由此可見，自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室町末期至德川初期這一百五十年間，眾多流派相繼分化。

其後於江戶時代元祿年間，森川香山創立大和流；明治時代則由本多利實創始本多流。

此時期弓術技術革新可追溯至室町時代京都所司代多賀豐後守高忠所著武術典籍《高忠聞書》，書中記載弓返射法的得失，並記載運用竹木複合彎弓的技術改良。

十六世紀織田與豐臣時代，因火槍傳入導致弓作為戰鬥工具的時代終結。弓術目的轉向心身鍛鍊，技法因而日趨精妙。

其中一項為「貫通箭」。其起源可追溯至十二世紀平安時代末期的保元之亂時期，並於十六世紀末安土桃山時代盛行。史料記載：1606年（慶長11年）朝岡平兵衛於京都三十三間堂射穿百箭中五十一支；1661至1688年（寬文至貞享年間）星野勘左衛門突破八千支射穿紀錄；和佐大八郎更在二十四小時限定時限內射出十三千零五十三支箭，其中八千一百三十三支貫穿靶心。貫通射法需快速連射，屬斷射技法。當時改良的弽（弓箭手護具）堅帽，正是現代堅帽的演進源流。

在和平延續的江戶時代，弓術作為「術」與「道」持續修習，確立了鍛鍊身心之弓道。然而在洋式操練與火槍盛行的幕末時期，江戶幕府設立的武術教學機構「講武所」卻以弓術缺乏實戰性為由將其排除。然而，事實上仍有武士認為火槍僅是下級武士的職責，因而積極修習弓馬之術。

其後於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為保存與振興古武道而在京都創立的大日本武德會，將弓道納入其推廣範疇，自此弓道得以復興。

大正、昭和時期，弓道作為中等學校以上的學校教育，被納入正規課程與社團活動。其後於1941年（昭和16年），文部省將其定位為體練科武道，再度引導其朝向與實戰直接連結的方向發展，然而1945年（昭和20年）11月，武道課程遭全面禁止。

1951年（昭和26年）7月，經文部次官通告准許學校恢復弓道活動。更於1967年（昭和42年）透過體育局長通達，正式將弓道列為高中正規課程。弓道由此獲得嶄新的教育意義與體育價值認可，正式奠定其作為學校體育課程的基礎。

今後，在近代科學新研究與新武道理念的基礎上，既需深化其教育意義，同時亦須開拓並推廣嶄新的弓道世界。為此，我們持續努力透過國際交流平台等管道，讓更多人認識弓道這項傳統文化。